栉风沐雨向振兴 王宏甲报告文学《走向乡村振兴》中的脱贫实践 30多年前，面对“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在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腹地建立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30多年来毕节试验区累计减贫670多万人，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八年脱贫攻坚减贫221.75万人，为我国脱贫攻坚探出一条新路子。 王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向乡村振兴》，饱含着对中国大地的激情与热爱，讲述了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历经八年决战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实践。该书，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聚焦毕节脱贫攻坚 从前谁见过农民有档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脱贫攻坚战，通过精准扶贫，干部进村入户精准识别出贫困人口9899万人，全部建档立卡。全国曾有数百万驻村干部在脱贫攻坚前线，那些“乡村的末梢”“峡谷里的山寨”，留下了这个星球上摆脱贫困的世纪回响。有一批干部没有回来，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遥远的村庄。 这就是发生在当今的中国故事。 云贵高原，是大海退去时隆起的大陆。毕节这块贵州高地，自从它迎着太阳升起，便是古生物的家园，1964年，这里曾经发现了“长江以南旧石器时代早期最大的文化遗址”。 然而，毕节也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国务院批准在毕节建立了全国唯一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消除贫困的试验。那里的贫困面之大，贫困程度之深，曾令人震撼。生态恶化、生产落后、生存艰难，每三个人里面有两个贫困人口。 2020年国家公布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脱贫线，全国指导标准为4000元。全国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自定标准为6000元。毕节最后脱贫的威宁、纳雍和赫章三县，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却超过了1万元。 这是怎么做到的？很多人可能感觉这有点意外。毕竟多少年，“贫困的标签就贴在毕节的脸上”。 但是摆在面前的事实，不容置疑。以威宁县双龙镇为例，2019年12月，王宏甲到访双龙镇，触目所及的是24000亩蔬菜基地，集中连片涵盖了5个村。其实，在2017年这里还是没有水的巨大落差山地。这还不算完，到了2020年春，双龙镇又把蔬菜种到了海拔更高的山地，这时双龙镇山地蔬菜达到了38000亩，成为毕节乡镇级最大的蔬菜基地。村民的腰包随之鼓了。有人称这为高山上的蔬菜“致富经”。 毕节曾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倾注了深切的关心，曾指示：“建设好毕节试验区，不仅是毕节发展、贵州发展的需要，对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发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 让我们从《走向乡村振兴》中一起寻找答案。 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 贵州省及毕节市没有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他们收获的宝贵的经验就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历史告诉我们，“组织起来”是不能忽略的常识。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村，蕴藏着救中国最伟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了新中国。 百年实践让我们反复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多么重要。 毕节打赢脱贫攻坚的具体措施，首先是遵照贵州省委部署，学塘约村在党支部领导下创办“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取得试点经验和成效后，在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村干部和党员率先入社，将贫困户全部吸收进合作社，以强弱联合凝聚乡村社会，并不断吸收非贫困户自愿入社。 毕节有3700多个行政村，都分别成立了党支部领办的全体村民所有的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党支部领办的村集体合作社。 龙塘村是毕节市大方县最边远的村，处于三县交界地，是个一级贫困村。就是这样偏远又贫困的村子，村党支部却带着八个村民组、801户2578人，在毕节第一个做到了：全村农户百分之百加入了村集体合作社，农民承包地百分之百入股到村集体合作社。 因为村民是以入股的方式将承包地交给村集体统一经营，村集体不必支付土地流转费，村民又能够全力支持集体经济的发展。 这就意味着，全体村民把自己的利益同村集体的发展绑在一起了。这，正是共同富裕的路子。 这也就回答了前面的疑问：毕节是怎样揭下贫困标签的。 无独有偶，《走向乡村振兴》还记述了山东烟台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毕节和烟台，一个在西部，一个在东部。两地实践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贫困地区可推行，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推行。 县乡村一体，突破单打独斗的局限 2018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毕节在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做好同2020年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并要求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 自此，遵循新发展理念，倾力去做衔接乡村振兴的工作，成为毕节的奋斗目标。 前面讲了毕节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把农民组织起来。再说毕节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毕节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后发现：如何解决“一个村的单打独斗”？这促使“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在毕节应运而生。 还是以大方县为例。大方县在十个以猕猴桃产业为主导的乡镇分别成立了十个乡级“合作联社”，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大方县县级合作联社。用当地的话说就是，“县管总，乡管片，村管干”，一下子将县乡村三级串了起来，既解决了一村一户单打独斗的困境，更是用新时代新理念把大家伙联结了起来。 此举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把一个村的全体农民都组织起来了，仅靠“村自为战”是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迈出这一步，乡镇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凸显出更关键的领导作用。 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当地通过集体资源折价、财政资金入股等方式，壮大了集体股份的实力。比如优先将村党支部领办的猕猴桃基地纳入国家储备林项目，这会争取到财政2.3亿元资金投入。 毕节通过“大党建统领大扶贫”，把多种经济形式的经营者组织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里，村集体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私营企业并存，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这个新情况说明，最有力量的其实就是劳动人民，人民选择哪里，哪里就会发达。 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的事，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关注和努力。因为，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全民族的复兴。 采访中，记者问王宏甲，如果给《走向乡村振兴》这本书提炼一个关键词或者关键句，应该怎么说。他想了想，应该用“四个留下”：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留下一批活力强劲的村集体合作社，留下一份殷实厚重的村集体资产，留下一套高效管用的乡村治理体系…… 忘不了养育自己的土地 “这几年我跑了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70多个县市，近300个自然村寨。正是这次采写，让我对我国社会现实，特别是农村，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王宏甲感触颇多。 凡事往往会有一个缘起。为什么一直关注乡村，王宏甲讲述了自己的缘起——当年插队的经历。插队那年，他15岁半，到了农村一住就是八年。那八年的时光，让他切切实实地拥抱了中国的乡村，也让他骨子里生发出对中国乡村和农民的热爱。 他说，正是那八年，让他从一个知青变成了农民，这成为他受用一生的财富。 “作为土地，我情愿被谁耕种；作为庄稼，我情愿被谁收割。”这是王宏甲写给自己的一段话。他说自己全部的作品中，最深厚的感情，是农民哺育的。 王宏甲告诉记者，他应该特别写下，正是新中国的教育，让他去插队时对农民不那么陌生，并且在农民给予他的许多帮助中，真正体会到人世间有些恩情无法报答，只能铭记。 18岁那年他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插队的村子只有14户人家，夏季的大水冲毁了小村连接大队部的桥梁，村子成了孤岛。村民轮流看护着他，把老人们认为能退烧的草药熬成汤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多年后，他一次又一次重返村庄，从村民脸上的笑容看到他们把他视如归乡的儿子，他的泪水就像种子那样掉在自己曾种过的土地上。 “回想我自己走过的路，步步都离不开祖国的养育。歌声里的袅袅炊烟和村落，总能让我想起，我从哪里来，该到哪里去。”(刘同华) 【编辑:王诗尧】
